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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叶 2006-2-22 13:12

[转帖][杂谈]自由的紫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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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诗歌的中译本《紫罗兰》中，收进了两篇捷克官方的讣告摘录：“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以自己的创作站在劳动者为争取和平、进步与社会正义的一边。”讣告仅仅是表个态而已，就在1年多前，塞弗尔特的子女还被警告说，若前往斯德哥尔摩拿诺贝尔奖，将要“承担一切发生在布拉格的后果”。 
1981年，也就是《世界美如斯》发表的那一年，诗人度过了自己的80大寿。书中记述的那些文化人，不论是比他大一辈的托曼、斯·科·诺伊曼，还是和他同一代的泰格、奈兹瓦尔、哈拉斯均已作古，他那位比他小9岁的好友赫鲁宾不幸早早走在了前面，只在书中留下了一篇两人的谈话。他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基谢克·霍朗更是刚刚去世。能给予诗人以温暖的，除了家人，恐怕只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份贺信、祝辞，其中还有胡萨克总统的一封。《世界美如斯》回报给人们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老人的形象，他确实为失去众多青年时代的朋友而惋惜：他怀念可敬的文艺理论家、缔造了“诗歌主义”流派的理论基础的泰格（“我们是受泰格影响的一代”），想念因抵抗纳粹而牺牲的万楚拉（“他高尚、勇敢。他勇敢，因为他高尚而且善良。”）。但他还没有忘记爱，看到年轻可爱的女子还是要坦诚地邀以一吻；还没有忘记给过他以感情寄托的女性；他还念念不忘老家日什科夫的美丽景色，还记得在佩特馨山上的一条小路的弯曲处，有个地方，春天盛开着蓝莹莹的紫罗兰。 
在东欧的几位现代名诗人中，米沃什早享学者之名，是知识分子型的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作品不多，越往后越精于哲理与讽刺；喜欢紫罗兰的塞弗尔特却是位纯粹的抒情诗人，长于歌咏而非思想，他顶礼膜拜的偶像是捷克19世纪的扬·聂鲁达，“布拉格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全部创作几乎都散发着这座城市的气息”；塞弗尔特关心故乡、人民、祖国和母爱，他最脍炙人口的诗歌不是什么题材宏大的长诗，却是一些真情盎然的小作品，比如《妈妈的镜子》，比如《在窗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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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天来到的时候，/路旁的小树在春日的照射下发芽、开花。/妈妈她静如止水，默不作声/轻轻地转向窗子哭泣。/——你为何哭呢，有什么痛楚难言，/告诉我，什么使你忧伤不安？/——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待到树木永不再开花的那一天。……” 4lo*Du.bi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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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情感最直露的诗人，他的诗歌却是最难译的，因为语际的跨越最容易扼杀韵律。我们只能想象塞弗尔特其人：生活在师徒之爱、战友之爱、夫妻之爱、祖国之爱的交叠之中，他敏感而多情。为了挽留如水年华，他不断地对周围的年轻女子发生好感，哪怕本性羞涩，仍欣然迎接青春活力的冲击。为了寻找一部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塞弗尔特强要了一位新婚少女的吻，还并沾沾自喜道：“她没有想到这是她的第一次不忠。”在另一次与少女吻礼过后，他说，“我吻的是自己的青年时代。” ;h2v"w2z l
塞弗尔特有过许多朋友。20年代初，达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捷克结出了一颗名叫“诗歌主义”的果实，得风气之先的诗人们很快走到一起：斯·科·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朗、约瑟夫·霍拉、赫鲁宾、伊希·沃尔克，等等，并由无ZF主义者诺伊曼率领，在20年代初集体加入左翼阵营。也许是因为写书的时候霍朗仍健在，塞弗尔特并没有回忆很多他的事迹，但他一定不会忘记，1929年，当斯大林决心把捷共变成他的卫星党的时候，和他坚决站在一条战壕里的人，只剩下了霍朗，两人随即双双被革出教门——一群资产阶级左翼或客厅革命者甘愿接受改造，唯一一个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家境贫寒的塞弗尔特却决然退出了。 
作为一代文学领袖，斯·科·诺伊曼为那个他尚未踏访过的新政权引吭高歌，同时强烈抨击安德烈·纪德的纪实作品《访苏归来》，称之为不实之作。年轻的塞弗尔特头脑要清醒得多。早在1925年就完成了莫斯科之旅，几年之后又去了一趟，确保眼见为实。塞弗尔特在《一小块匈牙利熏肠》一篇中，回忆起诺伊曼约请他写一首庆祝五一劳动节的诗，他想在诗中写出无产阶级对食物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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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记忆所及，那几年我国生活相当困苦，尤其是我们家。战后有很长一段时期父亲找不到工作，我们碟子里的食物不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那样不知羞耻地唱出了唯物主义最低级的调门： 
 
我们也要吃猪肉白菜卷， +q7_7^.]h'G-l6Ys
晚餐有瓤牛肉或者辣子肉丁。 
……” 
 
这样的“无产阶级诗歌”早已没了读者。但是当年，泰格却对这首诗作大加赞誉，令诺伊曼都感到过分。塞弗尔特并没有因尊敬泰格而讳言他的失误，也没有因后来与诺伊曼的立场相左而对故人有所不敬：“他（诺伊曼）为人和善，依我看对我还相当偏爱。他见我这个日什科夫的男孩子肌容消瘦，有时便带我上英德利什卡街宫殿饭店的小餐厅去……”他或许没想到，和那一代诗人长年的良好关系，对他后来的个人安全是个客观保障。 in)u @;u[g[4h
《世界美如斯》恬淡、伤感、散漫，散漫到真的会让读者忘记作者的真实处境。塞弗尔特让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早先读《日瓦戈医生》和《人与事》，我总为帕氏晚年固执的留守国内感到迷惑：诗人理应特立独行，何以在最后关头屈从于威权ZF的一纸驱逐令，甘愿声明放弃诺贝尔文学奖也要留在国内苦熬？《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代表了前苏争议作家的两种抉择，也许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留在国内恰恰是最有力的反击，是表明自己独立而清白、决非冷战工具的唯一方式。是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塞弗尔特也一定不会忘记1948年的血腥，一定不会忘记二月政变之后，断送于哥特瓦尔德之手的百来条人命，正如他没有忘记三年前布拉格反纳粹起义的血腥场面——那是他生平第一次零距离面对死亡；他也一定不会忘记1968年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情状，健康状况已经不佳的老诗人拄着双拐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领导作家们奋起抗争；他以作协主席的身份在国家电台通过电波大声呼吁：“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9年之后，他又成了《七七宪章》的签名人之一。是的，塞弗尔特这一辈子，从未企图用自己的作品去达到什么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目的，从未跟欧美ZF眉来眼去过，然而，他心中朴实的原则也从未发生过动摇，他从未背叛1929年做出的抉择。 
如果说《世界美如斯》有何保留的话，它隐去了一个人一生中绝大多数的创伤记忆，它在呈现的人间众美的时候，隐去了一位八旬老人独自咀嚼创痛的声音。这种隐藏是被迫的，但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分量随着忍辱时日的推移而增长，显露出一位真正的流亡者磐石般的本色，198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在他安睡之时钉上床榻的一块小小铭牌。 G9~-vh-d
在《托燕小姐》一文结尾，塞弗尔特猛一沉笔写道：“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这是全书中最孤愤的一句，好像平地皲出的一道深壑，睹之令人心惊。他何尝对黑暗失去过领悟力？为了答复这几百封贺信，塞弗尔特想在日报上的文化专栏里公开致谢，但当时这类专栏居然一个都没有；他又想在报纸上的分类广告里刊发，争取了几次之后，秘密JC带来了胡萨克的慰问及一个附条件的准允：在向全体人民致谢的同时，必须专门发一个感谢总统厚爱的声明。JC把现成的声明文本放在他面前，一支签字笔塞进了他的手里。 
诗人的性情毕竟是柔弱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每当我写作时，我都努力做到不说假话，——这就够了。如果我们不能把真理说出，那就沉默好了，但不要说谎。”沉默中的塞弗尔特违心地签字，随即一病不起。在他昏迷的岁月里，多少人默念着他的心语：“我希望能活到下个世纪。至少在下个世纪活那么一两天，至少三天吧，看一眼将来的好日子。”那么现在，又一个新世纪的春天到了，塞弗尔特，你的紫罗兰过上了好日子吗？ ^ Krrb.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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