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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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G# l# G4 y8 \6 X" R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