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需要“环境民主”
中国的环境正在面临巨大危机。据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将致使2000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900万人失去工作能力……这些加在一起，将使中国损失13％的GDP。更可怕的是，这一切仍然在飞速发展之中。想想看，一年900万人失去工作能力，十年就是将近1亿人。一年2000万人患呼吸道疾病，十年就是2亿病号。2020年时，中国人口红利早已消失，劳动力规模萎缩，被抚养人口增加。十年抽掉1亿劳动力，增加2亿病号，环境对中国的威胁，早已超过19世纪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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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后的事情不说，明年的麻烦恐怕马上就来。奥运会将向世界展示两点：第一，中国的经济成就。当世界看到中国的繁荣后，就越来越不愿意把中国当成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越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中国。第二，中国严重的污染问题。人们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会越来越关注；对中国产品的安全性，会越来越不信任。在环境问题上，世界将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这种近忧远虑，我们的回应，竟是绿色GDP在地方ZF的反对下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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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 W5 v2 Z! m& i厦门越野联盟 我相信，中央ZF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也有相当的决心。但是，我也相信，不管中央ZF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多么大的决心，单靠中央ZF不能解决问题。真正的出路，是环境民主，给基层社会充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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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阻止绿色GDP？是地方ZF。为什么地方ZF会阻止？因为地方ZF的官员是上面任命的，要靠政绩提升，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我最近看报道，农民的养鱼塘，因为污染被死鱼覆盖。吃了自己田里长出来的东西，一个村子的人居然都会得肾病。他们难道不渴望绿色GDP吗？应该说，绿色GDP是国家的最大利益，也是这些百姓的最大利益。问题是，这些百姓，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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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在的局面，21世纪的中国在治理环境方面的能力，还不如18－19世纪没有接触西方以前的日本。耶鲁大学的退休教授ConradTotman 曾写了一本《绿色的群岛》，着重叙述日本前近代的环境史。在江户时代，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大量土地被开垦，森林被砍伐，日本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但这一危机，很快被有效地解决了。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是以村落自治为基础，每个村子都有独立的行政权。当一个村子发现自己的环境受到威胁时，就马上采取行动，并和环境的破坏者发生冲突，最终制定严格的地方环境法规，限制砍伐，鼓励植树。草根的力量，最终维持了生态平衡。# Z7 L* D1 h1 U# K- w3 d
: @ Q$ {9 j' w, X" T4 S 当今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侵犯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但是，农民又是最没有权力的阶层。没有他们的参与，绿色GDP则遥遥无期，中国必将为忽视农民的权力和利益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也难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提出了51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环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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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主，一方面要给基层社会以充分的自治权力，一方面则要求ZF部门公开信息，保证老百姓有从多样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权利。比如，我们对西方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种种研究和报道，还是习惯性地抵触，要么说人家别有用心，要么说人家的方法不对。其实，在一个开放社会，不同机构对同一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估计，实乃家常便饭。不同的观点可以讨论，可以互相驳斥，但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些涉及公益的各种各样的估测都如实地摆在老百姓面前，让人们自由选择。中国环境恶化的一大原因，就是ZF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使公众信息不足，最终导致了环境意识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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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J- ?# h$ Z' g# {/ U. F厦门越野联盟 环境是全民行为的后果，单靠ZF绝无解决的希望。ZF最有效的行为，就是培养我们社会中的环境民主，让人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
